「占中」背后的香港现实,浅谈经济问题

前段时间已经开始的「占中」运动已引起全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笔者的朋友圈中也有多种视角的观点相互碰撞。虽没有亲身经历,不好对别人的行为妄加评论,但也毕竟没有利害关系,争取立场中立,客观的分析「占中」运动背后的现实。

本篇将从香港的经济问题入手。

经济结构之殇

历来谈到社会运动,史学家都要分析运动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文化等方面。香港近年来产生的社会问题很多,不少文章已有介绍,这诸多矛盾冲突与目前香港经济的失衡结构是分不开的。

香港的工人阶级

香港曾经是一个工业城市,自20世纪初开埠开始,华人制造业在香港发展,产生了第一批蓝领阶级。香港的经济也以工业与转口贸易为主,这点与同时期的上海并无二致。相比较而言,上海作为长江出海口,更接近原料出产地和大陆腹地市场,更受国外投资者的欢迎,其发展一直领先于香港,至三四十年代成为远东第一城市。彼时香港虽背靠大陆,但就大陆与时间联系的便利程度而言,香港是不如上海的。即便是四九年大陆建国后,一直到五十年代,由于大陆经济贸易交流主要面向苏联,香港所谓作为大陆与世界沟通窗口的利好也还并不存在。

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制造业的转移促使香港经济向出口导向转变。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为经济的典型,其制造业的比重在七十年代达到了 GDP 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四成以上的就业人口工作在香港的制造业。^1

景气的制造业造就了香港第一批蓝领阶级。但在香港经济转型时发生的两个变化改变了这些人的命运。一个是制造业向大陆迁移,香港经济「空心化」,第二个是香港垄断资本的形成。

78 年大陆向西方开放市场后,香港的制造业迅速向大陆迁移,与此同时带来的是大量产业工人的逐渐失业。1980年香港的制造业就业尚占总就业的42%, 1990 降为 28%, 而到 2000 年这一数字只有 7% 。及至今日,香港的第三产业占GDP比已超过90%。

垄断资本的形成

与劳动人民的境遇相反,香港的资本家在进入内地投资时享受到大陆政府提供的便利与优惠,从而获取了大量的经济利益。这些资本家回到香港后逐渐兼并并香港本地的物业地产等等,形成了四十大家族,占据全港超过三分之二的财产。而第三产业并不能容纳大量的中等收入岗位,其收入大多被少数精英阶级攫取。如今的香港,不仅地产物业零售被垄断,交通、天然气、发电、通信等基础产业也被少数李嘉诚们所把持。

简言之,香港经济结构调整后社会财富的增长并没有惠及大众,反而进一步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按照香港统计处的数字,扣除通胀和汇率影响,2001 年至 2011 年家庭收入中位数实际下降了 3%,也就是 11 年反而比 10 年前更穷。而同时期内地翻了一倍,新加坡则增长了18%。香港社会的基尼系数在 2012 年则达到了 0.53,冠绝发达地区。^2

经济向第三产业集中以及垄断推高了地价,进一步驱逐了对地价承受能力不强的产业。香港制造业的蓝领阶级成为经济转型时第一批被抛弃的民众。从 80 年到 14 年,不过是一代人的时间。

地区结构先天不足

上述两个非特异性的因素在其他任何关于香港经济问题的文章中都可以找到。产业转移乃至产业空心化和高企的贫富差距在其他一些经济体里同样也存在,但香港限于其地域的狭小而具有尤其小的回旋余地,从而受经济结构贫富差距等的伤害更甚。

例如中国大陆官方测定的基尼系数也达到了0.47(亦有民间数据0.61等,不常为正式材料所采信^3)。但大陆比起城镇市民间的贫富差距,同样显著的是东西地区差异和城乡差距。另外城市中还活跃着没有市民身份(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城市低收入居民的感官贫富差距或没有事实上的大。

作为地区中心的城市,其发展大抵有一个自然规律。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收入水平提高带动第三产业的聚集。城市因其高收入和服务中心的地位势必会吸引更广泛地区人口的流入。相对应的也会对本地的缺乏竞争力的人口产生排斥力。而这正式通过地价提升和产业迁出完成的。具有合理城乡结构的地区,低收入的人可以迁到城市的郊区或者迁移到低成本的地区。城市通过其对不同成次人口的吸引力和排斥改变自身的人口结构,这是一个自然的经济过程。同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美国纽约也存在着高地价和产业空心化的现象,但当地的低收入人群若具有自觉性的话,仍拥有移居等有限的选择。而香港的底层民众并不具有如移民大陆的选择,倘若进一步沦为贫困阶级便再没有翻身之日。

也就是说,城市与其周围乡土地区形成一个服务与支撑,人口得以流动配置的合理结构。但香港因为地域和政治的原因,是一个实际上的孤岛。人口划为阶级,人口不能流动,阶级之间的矛盾便只能在一城之地内自行解决,毫无回旋的可能。

2014 年初我曾去香港自由行一次,当时并没有去贫民窟聚集的九龙地区,最偏僻也只是在港岛山脚下转了转。然而普通民众生活的条件与半山富人区豪宅之对比,已让我十分震撼。传说中的「笼屋」与「套房」我仅仅在视频中见到,更是瞠目结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了解看看。

至贫与至富共存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地区,如果没有激发出社会矛盾引发种种运动,反倒是令人惊奇了。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理解「占中」这样的行为也并不是难事。也算是近些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而这些矛盾的长期驱动还是背后的经济利益。政治作为调节利益的工具,因为经济诉求而谋求政治诉求,理固宜然。当香港人发现现有的政治体制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自然会把问题的焦点对准政府。何况港府在香港经济问题中犯下的错误,也不可谓不多。

政策缺失

应对垄断与产业结构变化

香港的产业「空心化」和垄断都并不是近期才形成的,尤其是产业转移早在港英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

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波,在产业转移之时积极鼓励电子化工宇航的高端工业,至今日仍有26%的工业 GDP 占比^4。对比之下,香港原本的造船等产业优势丧失殆尽。港府三十年内应对产业转移的不作为可见一斑。

标榜「自由」的香港经济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代表,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甚少。但不干预经济不代表放任垄断。即便是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垄断也是十分有害的。香港以几大家族为代表的香港的垄断资本阶级把持了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客观上也阻碍了香港本地人的创新。但时至今日,香港尚无关于反垄断的法律出台。

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是经济利益分配不公的最终表现,其背后的矛盾总结来看至少有两个,一是 第三产业占绝对主导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矛盾,目前的情况下,经济结构与人口结构都有不合理的地方。

经济结构先放下不谈,先谈人口结构。人口的结构可以通过人口流动和教育来逐渐改造。

人口流动的方案更加符合自然规律,但目前较难实施。由于上一节已经讨论过的香港地区结构的先天不足,低技术劳工无法迁出香港而成为香港经济社会结构矛盾不可回避的部分。但倘若大陆政府能够开放香港居民自由进入内地打工暂居,香港的贫困阶级便可以逐渐转移到更需要低技术劳动力同时生活成本也更低的广州地区。去除了人口流动的障碍,香港地区的人口配置自然会按照市场内在规律走向更优,不同层次人口各取所需,乃是多赢的方案。

除却人口流动的方案,至少港府还有教育手段。但香港的大众教育水平在发达地区中属于中下水平,2011 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 23.9% ^5, 尚不及整个台湾地区的水平,这与香港的经济水平是极不相称的。这是长期不重视高端技术产业的后果,也是今后香港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限制之一。

另一个很显然的矛盾则是垄断资本与受剥削阶级的矛盾,后者也是在此次「占中」活动中展现出自觉性的市民阶级。这点只能通过反垄断来解决。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看,进一步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很少。要伤害香港富人的利益来补贴穷人,港府有没有这个魄力呢?回归到经济政策,我们还是要了解政治。所以尽管不是本篇的重点,我们还是简单考察一下香港政治的现状。

香港政府现状

香港现行政府的特首由「推选委员会」选出,第一届 400 名委员全部由中央政府委任。2012 第四届「推选委员会」共有 1200 名委员。特首需要得到至少八分之一的委员的提名。「推选委员会」席位划分给了规定的 38 个「界别分组」,分别代表不同的经济部门如金融、地产、旅游、宗教、劳工等,以及少量社会部门如区议会分组、人大代表分组等。「界别分组」的代表则由各分组的注册选民选出。

但这样有两个问题。首先,香港的大量经济部门都被少数大家族所控制,从制度上并不能防止席位为垄断阶级控制。

而按照界别部门平均划分的方法则忽略了不同界别人群的比重。2012 年注册为「界别分组」选民的为 28 万人,各个地区的区议会选民则有 320 万人,但「推选委员会」区议会界别的席位仅有 117 席。^6

从目前的制度上,香港只能称得上是精英民主。香港的非精英们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时,质疑政府并且争取普选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即便为局外人,我们也很难不把一个明显制度上有利精英阶级的政府同当前香港阶级矛盾的现状联系在一起。

经济现状与政治现状,无论改变哪一个,似乎都遇到相当大的困难。也无怪乎笔者有些朋友直接合称其为新的「官僚资本」。「占中」运动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香港社会的矛盾,将直接影响香港之后社会运动的状况。那么是否了解社会矛盾本身,就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该如何给「占中」运动定性的问题?并非如此。笔者本人恰是反对所谓「定性」这种做法的,因为社会运动参与者本身就是多样的,背后的利益相关者更不胜枚举。自然,大陆作为香港的利益相关者有自己的立场,但在舆论上先行定性而制造敌我关系其实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举个例子说明的话便是,似某病人身患顽疾,路遇仇家恰好挨了几拳,难道就把诸多不适一概归咎于外人插手,有病不治了?「有病就得治」,大抵就是这个道理了。

Better Than Nothing

A good start may also be a hard one.